整个社会造成的危机，一个人可以扭转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访谈
过后谨防美国保护主义滋生 全球化并不是完全有裨益的进程
11月4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在芝加哥宣布大选获胜。新华社记者 张岩摄
主持人:感谢时教授。2008年的美国大选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很多人都觉得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任的美国总统能否通过大选后的国际国内政策调整，来继续维持它的全球地位？
时殷弘:我觉得美国现在毫无疑问是在危机中，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今年爆发的非常明显的影响到实体经济的金融大危机。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在衰退，衰退会达到什么程度，显然不是短时间就会结束的，这个衰退有可能导致美国社会非常重大的变化。至于美国接下来的政策调整，我们要看现在竞选美国总统的两位参议员奥巴马和麦凯恩，他们真正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变化。现在的美国经济危机要解决并不容易，共和党的救市计划实际上采取了和他们奉行的传统经济哲学完全相反的做法。比如说很多华尔街大银行都已经倒闭了，有些美国学者、英国学者提出所谓银行国有化，我们也有耳闻布什似乎要搞“社会主义”了，当然这个不是真的社会主义，但是确实证明危机的严重程度，以至于共和党当局——布什政府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非常明显，美国的信贷系统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周转了，银行已经不贷钱了，所以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非常大。消费在下降，失业在上升，但这些实际上都是表面现象，解决经济问题要看根源，这个根源是非常广阔、非常深刻的。我们看看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几十年来维持极为巨大的财政赤字政策，乱印钱、乱借钞票、乱消费。如果讲的简单一点，美利坚民族多年来太轻易、太随便地乱印钞票，不负责任的花钞票，而且在商品的供应方面，越来越采取一种对外依赖的政策。对金融结构采取了一个多年不加严厉管束的政策。更深入的来讲，也可以说这是美国基本生活方式的问题。
我们可以对比目前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经济纲领和主张， 尽管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可能对缓解美国的危机有用的政策，但是总的来看是比较疲软的。比如说奥巴马，尽管看起来他的政策会使美国经济有大的变革，实际上无非就是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的策略。奥巴马主张减税，麦凯恩主张的也是减税，差别就在于后者较多地减高收入阶层的税，而前者较多地减低收入阶层的税。减税会使政府收入减少，然而美国国家的支出仍然巨大，结果仍然要靠进一步扩大赤字财政。同时，奥巴马还主张要使财富比较平均地分配，政府赤字还会更加巨大。
主持人:那么这两位候选人的政策能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吗？
时殷弘:所以实际上他们没有提出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可以说仅仅就金融和经济状况来看，实际上美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金融和经济领域趋向衰落的变化。但是两位竞选人许诺的“变化”，尤其是已经把“变化”当成口号的奥巴马，他们所提出的那些措施，在我看来与应对美国经济继续恶化所需要的策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想美国政府，甚至全世界都很清楚，现在美国最紧迫的需要，就是要摆脱被格林斯潘称作“金融海啸”所引发的对整体经济带来的严重衰退影响的现状。之后才能去用别的方式维持它的全球地位。
经济衰退的大前景，真的不是美国采取政策能够完全改变的。美国的整体社会，除了很少数人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基本的金融结构产生怀疑的情绪、批评的情绪之外，绝大部分的美国公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也正如美国和世界大部分经济学家所估计的一样，即使奥巴马或是麦凯恩的政策有效实施了，离重振美国经济也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另外一方面，美国碰到的难题不只是经济上的。就美国安全和外交问题来说，尽管伊拉克目前的局势同一两年前相比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前途仍然是未定的。为此美国政府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9·11”以来，特别是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以来，美国在全世界的政治威望严重跌落。如此多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新总统上台几年就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国内金融危机问题成为美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正如您所说，它仅仅是美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作为曾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担当国际责任的大国，美国目前会不会“只扫门前雪”，而暂时放慢对全球化事业推进的脚步？
时殷弘:我认为全球化不是只有裨益的东西，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均等裨益的东西。那是一把双刃剑，各个国家对全球化的感觉都是一分为二，美国也是。比如15年以前，可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推动力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最大得益者也是美国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外部的商品、能源、资金供应变得越来越依赖，具体表现在对华巨大的贸易逆差，或现在75%的能源都依赖外界。可以这么说，“全球化”只是五年以前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最时髦的词，但是现在近一两年已经被“全球失衡”这样的词汇代替。所以全球化发展到现在也已经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产生了连美国人自己都看到本国优势地位不利的后果，因此现在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实际上也有选择权。
全球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现在很多人把美国一国的金融灾难夸大成全世界性的灾难，强调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大的经济体、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首先提供国际合作，挽救美国的金融市场，好像就是挽救全球的金融市场。可是反过来，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策略并没有“全球化”的倾向。奥巴马前几天还在批评中国，说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造成了美国进口巨额的逆差，甚至一些美国金融学家还认为美国的经济崩溃主要原因是美国进口中国产品太多，造成了贸易逆差，这是非常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也说明，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已经不再是努力推动，因为它已经不能从中占取巨大利益了。
我认为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看，一个阶段就是美国面临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无法解决的现阶段，美国政府的发展关键就是要救经济、救金融，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重视和其他经济体进行合作。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保护主义不会占据首要地位。但是如果过了一个阶段以后，金融危机得到了显著的缓解，美国又会恢复自信甚至傲慢的状态，如果民主党上台，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变得相当明显，同其他的经济体，特别是同中国的贸易争端有可能变得更为严重。所以我想长期来看，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多基本国策，都不会和全球化的进程相吻合。
主持人:历史上，每当帝国盛极而衰，世界便会因为各股新兴权力的产生和争夺而动荡。美国的霸主地位衰落，是否会使得世界正在走向动荡的时期？
时殷弘:笼统地看历史的话，是有这种现象。在最优势地位的国家逐渐衰落的时间里，世界会产生很多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仔细来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不稳定和负面的动荡，实际上是由于衰落的帝国为了阻止衰落而采取的有违世界稳定和共同利益的战略、政策引起的，也就相应的造成了很多国际动乱。目前来看，如果说世界趋于动荡，也是因为美国自身造成的，它在衰落过程中自己没有应对好，反而做了一些损害世界的稳定和公正的事情。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给世界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广泛的不利影响。现在一些国外记者也问我，说中国对美国新总统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我说中国跟大部分国家是一样的，对美国总统的期望，就是希望美国新总统尽可能快速有效地改善美国目前的经济局面，使得这种现在已经危害到全球经济稳定和各国经济的局面能够尽快发生良性改观，也就避免了更多的动荡和混乱。
11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格兰特公园，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选举夜活动现场向支持者挥手致意。美国各大电视网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奥巴马在当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当选第５６届美国总统。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 新华社/路透
美国改变自身危机就是维持世界稳定 货币体制重建需朝多元化发展
主持人:世界对于美国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吗？需要美国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变？
时殷弘:可以说世界各国目前的期待便是美国尽快的改变本国经济低迷状况，扭转伤及其他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导致世界金融严重紊乱的局面。
这样局面最主要的责任需要由美国承担。当然，世界人民对美国还有其他期望，比如美国前些年比较热衷于使用军事力量来巩固霸主地位，这一点需要有节制的改变。中国对美国新总统在对话政策上也有期望，希望新总统认识到中美之间在财政、金融、经济、安全各方面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刻、重要的互相依赖关系，要更重视中美关系稳定的、良性的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提防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设障，在贸易争端问题上采取不良政策而损害中美关系。互相讨论，平等协商，积极推进合作，我想全世界对美国都有这样的需求。当然，美国人现在自己都已经认识到美国政府需要改变，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条件。然而总统候选人所许诺的变革，同世界美国需要变革的程度仍然有很大的区别。
主持人: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中，更注重创造国内就业机会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鼓励大企业从向外投资转到向内创造工作机会，这会给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时殷弘:我觉得这一方面反映了民主党近年来比较明显的保护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其实是由竞选中争取中西部摇摆州的选票而出来的政策，像在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等靠传统工业 发展的地区增加美国本土就业机会，如果不考虑美国世界从其他国家得到的利益，这个要求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其实各国政府也在制定政策扩大本国就业机会，扩大内需。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民主党包括奥巴马本人提出这个政策的背景，我们会发现项政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在竞选中奥巴马经常发表这样的言论，认为美国的就业机会都让外国人占去了，大财团也都到国外投资给别国的人民创造就业机会，这就说明他上台之后的政策是要趋于保护主义的。如果奥巴马当选，极有可能新政府会把美国已经在国外的投资和所提供的工作机会通过某种方式减少或者收回去。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有些报道表明一些亚洲人对奥巴马是有看法和担忧的。
当然从我个人来讲，希望美国在金融状况有缓解之后，不会因为保护主义政策激起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包括同中国的贸易争端。
主持人:如果如您所说，奥巴马当选，是否会减少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关注，变得更加内视？
时殷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美国目前最大的敌人是在自身不健康的经济状态，因此美国理应把目标和眼光更多的放在国内，来缓解国内的问题，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要采取的一些基本政策或措施会不同程度损害别国的利益，以此挽救或者振兴本国的经济、金融，甚至要采取保护主义的办法来加强对国内的关注，这显然也不是美国恢复经济健康的长久之道。
美国一个著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金融帝国的死亡》。他提出主张什么呢，他认为这目前美国必须大大地收缩对外支出，比如说他觉得凭什么美国现在要去保护实际上和美国一样富有的欧洲人、日本人呢？尽管这只是少数人的看法，但是减少美国的海外业务也是一个趋势。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帝国地位”是绝对不可以丢掉的东西，不但不丢，特别就新保守派来说，还要扩展，还要维护。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就不会有太多的改变。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是不是需要在一定程度程度上缩减自己的海外义务，特别是曾经有扩张性的、军事性的义务，把这个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更需要资源的国内问题上。
2008年11月4日 克林顿夫妇投票 11月4日，在美国纽约州查帕阔一处投票站，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与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在投票前与其他选民合影。当日，美国大选投票正式开始。 新华社/法新
主持人:法国曾提出需要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经济学家也提出“应该剥夺美元在世界金融支付体系中的特权地位”，这是否意味着是时候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了？全球的政治格局会不会因为金融体系的改变而有所调整？
时殷弘:我觉得不管从目前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问题来看，还是从世界经济和其他方面实际的力量分布局面来看，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更符合世界经济的健康的发展需要，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是阻力也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最大阻力在美元。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和支配地位，给了美国几十年来一种“很不责任的便利”，美元成为国际的共用货币，因此才会助长了美国几十年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最终导致了今天美国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主体经济学家和美国政客不会赞成变更，尽管这个体系问题诸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利益的，也就不会支持改变。另外的阻力在于一些国家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太小，尽管目前的世界金融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还是会沿用这个体系。日本是亚洲相对富裕的国家，却仍然坚持世界货币体系要以美元为主。
这样来看国际金融结构的改造，需要以适当的步伐进行。既不能过快，也不可以太慢。未来应当是使得世界货币体系某种程度上较为多元化，而不要以美元独大。实际上美元已经失去了货币杠杆的作用，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但是怎么改？且不说现在法国提出的这个建议，有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已经提出更具体的建议:首先要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到底怎么改，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政府的意愿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专业知识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是一家组成的，十几个经济体在一起要协商出来一个意见一致的改革方案，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样，真正实现一个行之有效并被各主体经济接受的，而且还要不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甚至唯一的国际清算货币，同时也要满足世界现在存在几个大经济体的国际金融需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如果真的要搞一个新体制，也不会是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我想一定会有新的名词，不会仍然是1945年创立的、1946年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主持人:今天就有一条新闻，说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给其他国家一些支援，比如巴西、墨西哥，整体的支援之后，已经用总储备的70%了，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未来钱从哪里来已经是个大问题。
时殷弘:这是金融危机常见的现象，金融危机由美国出现，然后扩展到全球，全球需要的资金，特别是填补这些由不良金融结构造成大漏洞的资金，使全球金融重新走活，必须若干个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际金融机构组织能力可能都是有限的。光有意愿也不行，要有人出钱，在这种世界金融大动荡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的矛盾和缺陷就变得非常明显。但是话又说出来了，要有效的改革谈何容易，有的阻力和困难是技术方面的，有的是政治性的。当然毫无疑问，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突出了国际金融体制需要改革这样一种意识。
11月4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在芝加哥宣布大选获胜。新华社 记者张岩摄
中美关系将达到空前相互依赖阶段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需制定范围
主持人:我们谈到美国的变化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谈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大家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来说对美国的政策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时殷弘:如果把“目前”这两个词淡化，说中国近年来对美国的政策原则，我觉得说得简单一点，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原则是建设性的、复杂的、综合的，同时也是积极，审慎的。
中美关系包括多个方面，从各个领域来说，有金融、有经济、有能源、有安全、有神态、有教育文化等等等等，从各个领域所包含的不同成份，以及不同比例的比如说合作、协商、矛盾，甚至争端来看，各个领域也有所不同。同时中美关系总体来看，我觉得布什总统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中美关系是很复杂的关系，就是说其中有合作潜能，但是同时也有争端，甚至有一些地方会有对立和对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对美政策总的来说是非常正确的，就是采取一种复杂的对应中美关系、处理中美关系的做法，也就说争取合作、争取减少摩擦，要斗争的时候还得要斗争，要坚持原则的时候还得要坚持原则，要尊重美国正当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要捍卫和适当的追求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其他利益。
主持人: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加上“目前”这两个字呢？
时殷弘:“目前”这两个字，目前中美关系当中，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就是要争取多多益善的取得中国对缓解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困难，给美国提供帮助、给美国提供利益，这是最突出的。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最突出的，也就是如何来适当的、正确的应对美国这样的期望和要求。11月15日布什要在白宫开会，新任美国总统也要参加，在这个会议上肯定无论是即将下台的布什，还是即将上台的新总统，当务之急就是要较具体的从各国取得国际合作的承诺，这个合作首先是帮助美国来应对非常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困难。
我觉得中国政府原则上主张国际合作、支持国际合作，各国共同应对给各国造成严重不利应该的经济局面。同时，中国政府也多次主张，各国置身要积极努力，同时加上国际合作。中国领导人也几次说中国眼前的最大任务就是要搞好中国的经济，维持中国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中央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美国其他一些地方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衰退前景造成对中国经济不良的影响，中国要尽最大努力来维持经济比较高效的政策，很重要的就是要尽各种努力扩大内需，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近来多次强调，搞好中国经济、维持中国经济发展，就是中国能在目前情况下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
所以我认为，第一，各国要自己努力，首先美国自己要努力，很难使得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能够比较出大手去帮助美国，如果美国自己不努力，如果美国即使心里想努力，但是采取的基本政策远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作用的话，也没有意义。第二，要有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说，国际合作是各国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在具体的问题上并不是均等的。同时，什么是国际责任？具体来说，各国怎么样来进行国际合作？每个国家承担多少义务、作出多少贡献，这不是一家说了算的，要国际协商、平等的协商。第三，这也是人之常情，要量力而行。我觉得前几天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量力参与国际金融合作，来应对目前世界上的信用困难和经济困难，是很适当的说法，量力而行。讲大道理，各国政府首先要照管本国自己的公民，首先要照管本国自身的紧要意义。与此同时，在照管自身紧要利益、照管自身人民应有利益的同时，要量力积极的、妥善的、慎重的参与国际合作，承担适当的、必要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任务。
11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格兰特公园，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的支持者欢呼庆祝。美国各大电视网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奥巴马在４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当选第５６届美国总统已成定局。 新华社/法新
主持人:像您刚刚讲的，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也比较依赖，中美之间的合作也会比以前更加的紧密，您觉得这样会不会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关系？
时殷弘:我觉得首先如果美国目前严重的金融紊乱、金融困难和经济衰退前景没有大幅度的明显的缓解的话，也可以这样说，美国对中国的财政依赖和经济依赖，就是互相依赖，将会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大，而且会被质疑比先天任何时候都有更高的意义，就是在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上有更高的意义。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的方面来说，使中美形成比较紧密的关系，而且在目前世界上首当其冲重要问题上可能比过去更紧密的关系，这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个不会影响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第一，中国政府一定会量力而行，一定会考虑各种因素作出适当的反应，绝对不会为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而损害和牺牲比如同欧盟的合作、同俄罗斯的合作、同大洋洲世界的合作等等。第二，我觉得目前国际上在有些问题上还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通过适当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国际支持、国际帮助，使得美国经济、金融不要出现太可怕的下落、低落局面，这也是符合欧洲利益的，符合世界很多其他国家利益的，因为美国在世界竞争中占的分量很大，美国对外经济联系非常多。但是像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讲究一个尺寸、讲究一个分寸、讲究一个平衡，我们需要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不管同美国的、同欧洲的、同俄罗斯的，同很多欧洲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同很多亚洲邻国，你有很多关系，你有很多义务，要进行平衡，我想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好自己的平衡。
同时，我觉得国际合作某种意义上跟人际关系是一样的，和人和人之间的来往是一样的，人和人之间有给有予嘛，美国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光是要而不给，也不能要的不成比例的大于给，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是，不应该，我想也不会，你看现在德国的表现、法国的表现，甚至日本的表现，也不会说光给而不要，我想美国对中国有期望，中国对美国也有期望，要互相尊重各自的紧要利益和紧迫利益。我想中国政府一般来说对其他国家这一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美国最近做的一些事情中国人民是很难接受的。比如说这么大的金融危机，总统、财政部长、国会议员，甚至包括总统竞选人，经常在讲要中国做贡献、要中国国际合作，实际上讲穿了，就是让中国继续大量的购买实际上越来越贬值、越来越缩水的美元国债。还有，我想不能美国光对中国有期望，中国也要对美国有期望，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期望，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帮助拯救他的金融，甚至拯救他的经济，另外一方面，在抗议不顾中美之间过去达成的多项协议，卖6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给台湾，所以这个是很不合常理的。
另外，多少年来美国实际上借中国人的钱，来买中国的商品，目前还呼吁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呼吁中国要为克服金融为难多做贡献，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很不合理的。我想美国对中国有期望，中国政府会分辨哪些期望是合理的，哪些期望是不合理的，哪些期望是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能力能够予以一定程度满足的，哪些期望并非如此。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美国也有期望，要信守中美之间的协议，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设障问题等等问题上的利益，世界上事情有来有往，我想如果跟美国有来有往、有给有予，既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尊重别人的利益，既重视自己的情感，也重视别人的情感，我想中美关系一定会有更良好的基础和更大的调整。
主持人:美国和世界一些国家都在试图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种“国际责任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此时是否有必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承担了，中国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时殷弘: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过去这几年几乎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包括经济方面要求人民币应该向他们所期望那么大的幅度和那么快的速度升值，或者说中国要改变在苏丹问题上这种政策，甚至有的希望政府甚至要求中国去中断同苏丹的能源合作，还有的希望中国能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实现朝鲜废核化进展方面作出大贡献，也有关于缅甸的、关于津巴布韦的、关于中国当然生态和气侯变化的等等……我想“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是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刚才讲过国际责任不是哪个国家定义的，中国也可以参与定义国际责任，甚至说主导定义中国的国际责任，我们是有国际责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发展的这么快，不但有重大的国际责任，而且有迅速增长的国际责任。
同时，近些年来，中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以越来越大的程度和深度承担履行国际责任，比如说中国在朝鲜核问题的推进、废核化的推进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对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安全部队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对国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能够取得更大程度的无论是原则还是措施，取得更大程度的共识作出相应的贡献，中国对维和任务，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有效处理一些至关紧要的国际热点问题起了非常建设性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特别是发展非常快的国家，对于逐渐增大的国际责任有一个认识过程，而且做事情都有步子，也不可能一下子所有的都能做到。
同时，在中国人理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之间、要求中国甚至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之间有一些差距，这些差距有一些短时间是不能理的，甚至有些是不应理的。我想毫无疑问，中国国际重要性越来越大，西方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会是一个非常经久的事情。有些时候，西方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有些时候是不合理的，有些时候尽管要求合理，但是要求实现的速度和提出要求的方式也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讨论，有的时候会有政变这么一个问题。
我想对国际责任要分辨，以积极的态度去承担那些确实我们应当承担，也有能力承担的国际责任，与此同时，说服别国去掉一些和减低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合理的期望，同时对某一些不合理的期望，特别是不正当、不合理的方式来贯彻期望，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加以去除。
主持人:假如中国真的去承担一些中国认为可以承担或者比较合理的国际责任，对于中国来讲有什么益处？
时殷弘:我觉得在有些事情、在有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自身利益就国内而言应该做的，同增长国际责任履行是一致的，比如现在欧盟、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贸易顺差如此之大非常不满，贸易顺差如此之大形成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我的看法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模式不够健康，我们太多的依赖国外市场，内需不做。因此我们扩大内需，在相对的意义上减少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过大依赖，这也有助于减少中国同一些相对经济体来说的过大贸易顺差。同时，比如说在气侯变化问题上，在生态保护问题上，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也有一些要求、也有一些压力，有一些是过分的，但是其中也有很合理的方面，而这正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甚至非常需要的。同搞好国民生态跟经济平衡发展一样，转换发展模式，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比较多的、比较好的履行我们在这方面的国际责任，同时会缓解西方的压力。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是不合理的，或者在一些重要部分也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并无义务，也不应该全盘接受，有些要加以拒绝，有些说服对方进行修改，把他们的期望、把他们的要求降到一个符合国际公理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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