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在抗战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接触、交往，并结下深厚情谊。1949年2月，在接受美联社星洲分社主任马斯特逊采访时，陈嘉庚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和蒋介石的为人，完全不同”的好领袖，是“一个有远大眼光的人”。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对海外华侨的争取和团结，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明确表明中共对华侨的态度，“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陈嘉庚虽长期身处海外，却时刻心系祖国的命运，组织华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广大华侨为祖国抗战捐钱捐物，动员一批批服务团、救护队、义勇队回国抗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充分肯定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1940年，陈嘉庚在南洋组建慰劳团回国考察祖国各地实情，并于5月31日开始对延安进行9天8夜的访问和考察。延安之行彻底改变了陈嘉庚对共产党的印象和观感，也开启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立场转变。在毛泽东与陈嘉庚的见面叙谈中，陈嘉庚提及两党摩擦之事。毛泽东作了耐心、坦诚的解释。6月7日晚上，在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送会上，陈嘉庚登台发表讲话，表示此次访问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因此，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
陈嘉庚到延安后，毛泽东常邀请他座谈，或一同用餐。陈嘉庚发现毛泽东生活非常朴素，他的住处及办公均在窑洞内。办公桌是旧式民间家具，地上十余只旧木椅，大小高低不一。宴请时取一旧圆桌面放在办公桌上，然后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布。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和一碗鸡汤。所有这些，与重庆的大鱼大肉、好面子、讲排场大不相同。
中国共产党“平等无阶级”与国民党等级森严形成鲜明对比。一次陈嘉庚在谈论南洋情况时，有一勤务兵迟到，见毛泽东身边的长板凳上略有空隙，于是便直接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眼，把自己身体挪开一点，以便给他腾出更大的空位。毛泽东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时，赶集的农民和群众都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闲聊几句，相聊甚欢。陈嘉庚返回南洋途中，在缅甸仰光的欢迎会上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文武才干，英明智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玩起假和平的把戏，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全国人民对这次国共和谈寄予很大的希望，陈嘉庚却“独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没有诚意”，还专门发电报劝阻毛泽东。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侨界鲜明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反对专制、要求民主。9月11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政府相关人员，认为中共辖区的延安与国民党辖区有天壤之别，“民主政治已见实施”，“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呼吁美国停止一切对国民党的援助，以停止内战，减少民众疾苦。陈嘉庚的电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社会声援中国共产党。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洋地区的舆情误导，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予以反击，并亲自担任董事会主席。《南侨日报》的创办得到中共中央大力支持，周恩来推荐夏衍任该报主笔。当时国民党政府诬蔑共产党是“共匪”，陈嘉庚亲自撰写《辨匪》一文，以大量事实说明国民党权贵才是真正的“匪”。在《南侨日报》创办三周年之际，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南侨日报》成为南洋华侨争取民主进步和反对专制独裁的重要舆论平台，与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紧密配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重大转变，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文纪念五一劳动节，并号召社会各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4日，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新加坡华侨积极响应，并致电毛泽东表达“海外侨胞，闻讯欢跃”，“盼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迅速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专门复电陈嘉庚并请转各地侨胞民主团体及一切主张民主的侨胞，“感佩”海外侨胞的“热心卓见”，并希望海外侨胞对未来召开的新政协献计献策。
1949年元月，三大战役基本结束，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再次电邀陈嘉庚回国共商国是。5月，陈嘉庚乘船回到祖国后，于6月7日在周恩来陪同下到北京香山拜会毛泽东。陈嘉庚向毛泽东汇报延安之行答应做的两件事：一是在重庆向蒋介石转达共产党一心团结抗战的决心，二是在南洋地区如实介绍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陈嘉庚及南洋华侨对于抗战的最后胜利“功不可没”，并再次邀请他参加全国新政协筹备会。陈嘉庚被中共领袖的真诚态度和深厚情谊所感动，同意以海外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10月1日，陈嘉庚与600多名政协代表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之后陈嘉庚应邀到各地视察，看到祖国的新气象，他折服于毛泽东的“文武才干，英明智慧”，感慨新中国一年等于几十年，谁能想得到！
领导人民做“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新中国的成立使全球各地华侨华人不再是“海外孤儿”，找到了“一个伟大的慈母”。1950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陈嘉庚提议在福建省修建铁路，并两次致信毛泽东。鹰厦铁路建成后，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特意与陈嘉庚谈论鹰厦铁路通车一事。1955年春季，陈嘉庚致信毛泽东，建议执行“九二米方案”（九二米：每100斤糙米脱壳加工后得92斤白米），并建议晋江青阳机场的选址，毛泽东及时回信及转相关部门落实办理。1952年，陈嘉庚致函请毛泽东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字，毛泽东欣然题字并专门复信。“集美解放纪念碑”七个大字至今依然高耸在集美鳌园内，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华侨华人肝胆相照、携手同行的历史丰碑。
毛泽东对陈嘉庚的生活、健康等方面也非常关心。1952年2月，新华社福建分社在给总社的一份电报上，汇报美蒋特务在策划谋害陈嘉庚。但陈嘉庚为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建设，决定常住家乡集美。毛泽东指示当地加强对陈嘉庚的安全保卫工作。
通过长时间、大范围的参观考察，陈嘉庚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正在从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贫穷国家，转变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盛赞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光荣芬芳，前古后今，殆无出其右”。1956年元旦，陈嘉庚发表了题为《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的长文，指出：“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