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在自序中，他写到：“第一篇《沉沦》是描写著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air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著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郁达夫的小说立意袒露的是一种心理的、情感的以及性的苦闷与病疾，以此解析国族的与个体的时代精神状况。小说《沉沦》写“我”不断在异邦遭受灵与肉的双重撞击，这种自叙传书写不仅透露出弱国子民的灵魂裂变，而且也代表着新生的少年中国的文化困境。在此过程中，一个现代主体的情感发展史在国族的精神结构中，遭遇了某种价值的中空。对郁达夫而言，真正难以抚平的，是那种逸出既定传统伦理框架的躁动不安的情感状态，更是在跨文化场域中无法安放的庞杂而繁复的现代灵魂。
无独有偶，在东西2021年的长篇小说《回响》中，冉咚咚的丈夫、男主人公慕达夫，亦以达夫为名，仰慕的是百年前那位身/心患忧郁症的在彷徨中沉沦的中国青年，而他也同样在当代的情感生活中，经历了“灵与肉的冲突”。从情节结构而言，《回响》的奇数章是警察冉咚咚侦破杀人案件的现实主义书写，偶数章则是慕达夫与冉咚咚婚姻家庭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心理主义呈现。在慕达夫那里，“如果非得选一位现代文学家来佩服，那他只选郁达夫，原因是郁达夫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坦诚，坦诚到敢把自己在日本嫖娼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他认为中国文人几千年来虚伪者居多要是连自己的内心都不敢挖开，那又何谈去挖所谓的国民性？但是，就在他快要狂出天际线的时候，有人出来指证他佩服郁达夫其实是佩服自己，因为他们同名，潜意识里他恨不得改姓。”情感问题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既是恒定的，也是变动的，在国族的与个人的双重变奏的总体演变中，为革命政治等宏大话语所重重叠叠地包裹着，往往得不到显豁的凸露与有效的讨论。在小说《回响》中，倾慕郁达夫的慕达夫，在处理冉咚咚的情感困局时，两人身上同样经历着“现代人的苦闷”，以及某种“病”的“心理”，因而情感之“问题”的永恒与特殊，及其不断浮现的历史性的扦格，如何在文学叙事中实现弥合，并纠偏其中之误认和错位，成为了当代中国小说需要直面与表述的困境。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历史性地处置、安放我们内在的情感，文学文本如何嵌入总体性的感觉结构中，有所发觉，有所发抒。吴义勤指出，《回响》堪称是一部典型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具体而言，所谓的心理现实，是“小说精心描绘日常生活中个体相对独立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小说自然是映照了心理的种种“现实”，然而其同样是一部情感现代主义的小说，而且这样的情感，从五四前后开始，便不断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感觉结构上的重要命题，其既是20世纪以来庞大的国族叙事下付之阙如或屡遭篡改的个体情感，同时也是当代文学叙事中的种种试图将之填补的现实性与想象性的尝试。慕达夫的情感真实既是难题，也是谜题，东西却能精准地直抵他们的情感生活，洞悉其中的精神本质。“不止一个读者问我到底慕达夫出没出轨，我说这是一道测试题，答案就是心理投射，认为慕达夫出轨的他已经出轨了，认为慕达夫没有出轨的，他还没出轨。我只能说小说，没有资格说爱情与婚姻。作家不是婚恋专家，作家只发现有趣的现象加以描绘，而提供不了答案。而关于婚恋的答案，也许都是伪答案，爱情和婚姻被一代一代作家书写，其原因就是其复杂性和广阔性，也有人说爱情和婚姻其实很简单，所以，说不清楚。《回响》不是往简单上写，而是想写出心里面的无法揣摸，即使你是神探，即使你是心理学家。”冉咚咚和慕达夫如迷宫般执拗而曲折的感情世界，有趣就有趣在他们的幽微深邃，度量不得、把捉难测。爱情与婚姻，极简单，又极复杂，换一个对象，换一种处境，又往往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家固然不是神探，不是心理学家，但却可以敏锐地发现“问题”的所在，虽不做评断，但始终勾勒轨迹、挥斥想象。
小说有一处非常有意思，冉咚咚与慕达夫曾先后让对方到心理医生那里看病，然而两人都从莫医生处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他们二人的心理是没有问题的。因此，重要之处或者并不在各自内在的心理状况，而在于情感的交互方式，是泥沙俱下的生活现场中无法廓清的主体间性，其无法在彼此的有效往来中，形成认知、判断、决定与处置的正确方法，也难以构筑意识与心绪的内外融通。当然，提供情感咨询并做出解决方案不是小说的命题，叙事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发现并打开“问题”，促生想象并试探可能的限度。冉咚咚和慕达夫互为镜像，彼此相互指认疾病的所在，又在对方身上寻觅自我的意义；与此同时，慕达夫与郁达夫之间，事实上也是互为镜像的，他甚至还援引了郁达夫的《雪夜》告诫自己：“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慕达夫试图从形而下的婚姻困局中，探寻形而上的精神超越。然而事实上却在处置冉咚咚的关系中失败了，他的内心自始至终撕裂着，甚至郁积成某种心理的症结，反而构成了慕达夫的双重危机——文学机制的失效与现实情感的溃败。
小说中，冉咚咚试图同时勘破罪案与情感的真相，但慕达夫却一语道破其中谬误：“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的标本，他们怎么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一直以来，东西小说都有着智性叙事的特征，故事的倾向、伦理的意图、表述的精准以及言说的思想，都指向着宏阔幽微的叙事鹄的，更创造着一种总体性的价值质询。吴义勤指出，《回响》具有突出的“智性写作”特征，“它是一部以案件和情感为主要内容和叙事线索，以‘大坑案’侦破和慕达夫与冉咚咚的婚姻、家庭走向为‘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剖析性小说。”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性写作最突出的特征，也便是对“问题”之聚焦、呈现与发抒，并试图去分析之，化解之。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去追问些什么？情感上的普遍性困境又如何得以纾解？文学如何展示危机并包孕救赎之能力？我曾经困惑于百年中国文学中小说结构与表述“问题”的能力，迷惑的要追问，失落的更要追问。追问既回溯过去，也探向未来。而东西的《回响》，就矗立于当下，将习以为常的人生尤其婚姻的情感加以问题化。值得一提的是，与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自我追问不同，慕达夫更多的是以被追问者的形象出来的，在妻子锲而不舍的追问中，他务必回答却始终难以厘清的两大问题，一为是否出轨，二为是否真爱。冉咚咚在外追及大坑案的真相，在内追责丈夫有无出轨之行迹。在如是这般的俗世中的追问里，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又将通过文学而指向何方？饶有兴味的是，慕达夫所念兹在兹的郁达夫以及他所从事的文学专业，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他和冉咚咚频频告急的情感生活中，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那么问题就在于，文学是否无力或无能处理这样的问题？五四以降，以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等人所发现的人的内面，以及所开启现代情感本身，主要是通过文学实现的，那么百年来，情感的困惑重返文学自身时，固然也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除的困境，更重要的，在当下的开放性语境中，文学如果不具备足够的统摄力与预见性，显然无法辨识、结构那些淤积人心的情感问题。小说中，文学教授慕达夫告诉冉咚咚，小说第一特征是虚构，第二特征还是虚构，但冉咚咚却始终将现实的质疑加诸其身，现实与虚构之间，仿佛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慕达夫不断谈及的文学文本如卡夫卡的《判决》、曹雪芹的《红楼梦》、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都如泥牛入海，无法得到现实的回应或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与情感存在的是一种割裂状态而非联结融通，百年中国文学在经历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的转向时，能否真正潜入人物主体的意识甚或无意识之中，与情感的当代处境进行切实的周旋，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东西的《回响》在处置这样的问题，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之。直面是由于问题的确然存在，而回避则是因为情感自身的复杂性与广阔性，更在于文学并不是直接处理情感问题，而是将之揭开、拓宽。如若文学直接呈现情感咨询与处理，那么其将面临着自身的窄化。细读小说《回响》可以发现，在冉咚咚呼啸而至的质询与怀疑中，她的内在反思是极少的甚至是阙如的。而慕达夫则恰恰相反，他在事功上可谓少有建树，但却时时充满着自觉或被动的自我剖解，从这个意义而言，夫妻二人仿佛走向了两个极端，小说试图在他们两人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并推及某种启示。而由冉咚咚与慕达夫的情感死局所推衍出来的，是来自于个体的与时代的症兆，这与五四时期郁达夫一代的情感主体所面临的境况是同构的。其中的灵与肉的内在分裂，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尤其对未知的界域——包括实在界与想象界——的一种推离与排斥，使得文学不得不思索自身能否从内部出发并游移于外，真正克服现实与虚构之间难以弥合的界限。
好就好在，作为文学教授并一世浸淫受益于文学的慕达夫，在与疑似情人的贝贞的交往中，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妻子，亦没有背离自我的内心，在他身上依旧能够见出文学光洁而磊落的质地。不仅如此，尽管他早已与妻子冉咚咚签署了离婚协议，却一直没有弃她而去，在慕达夫及其所代表的文学隐喻背后，似乎提供了某种关乎文学的答案。尽管慕达夫在冉咚咚的身上始终没有展现强硬的一面，你来我往中，他总是退避、退让，甚至显得软弱，但他却始终柔和而坚硬，而且在与他者的交互，不断建构自我的精神堡垒，也形塑着文学的当代形象。因而，在小说最后冉咚咚再次问及他是否爱她时，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可信的。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东西的《回响》，很多人看到了冉咚咚身上咄咄逼人的凉热悲喜，而我却顾自以为，知识分子慕达夫的形象更值得关注，其延续了五四一代尤其郁达夫一脉的那种表面羸弱却不无重力感的写作，人物的主体性在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在时刻袒露自我的情感心理时，揭开的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心灵。如此，人物才不至于轻浮简单，而营构出一种拔地而起的写作，就像扎马步一样，一招一式，都毫不含糊，将人的心性最本真的东西传递出来。在文学那里，人的情感，既是归属，也是归宿，以此为路径将可预见的与不可预见的人心展露出来，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又时时体现在细微的生活日常之中，我们仿佛习焉不察，却始终笼罩其间。如此，当我们在深陷情感的困局并于其中经验无助与无力时，则更期待小说叙事能够总体性地观照情感交互中的历史性境况，并为之提供适切的价值参照与文化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