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运动活跃，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显著特点之一。
当时，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戏剧大师先后来到桂林，把桂林当作工作基地，继续发展中国现代戏剧事业，并运用戏剧的力量，团结各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还铸就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下简称“西南剧展”）这一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也为“山水之城”桂林加上了“戏剧文化底蕴深厚”的注脚。
关于西南剧展的书籍封面。（资料图片）
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落幕的78年后，2022桂林艺术节开幕之际，我们再度穿越时间长河，寻问戏剧大师们为桂林带来了什么。
史书记载的成就，俱已详尽：
濒临垂死的桂剧焕发了新生；
抗战的戏剧队伍更加壮大坚强；
后世若要研究中国抗战文化史，北有延安，南有桂林。
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
1940年，欧阳予倩与夫人在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合影。记者 张苑 翻拍
桂剧诞生于明代后期，成熟于清初，流行于桂林和桂北一代。在清人唐景崧改良桂剧之前，桂剧没有自己的剧目，演出的本子多来自元、明两代的杂剧、传奇，且多是艺人之间口传心授。唐景崧自台湾回到桂林后，创作了40多部桂剧剧本，创立了广西第一个戏剧班社——桂林春班，规范和改造了桂剧的辙韵、服装和表演风格。
但随着桂林、柳州等地的城市商业发展，桂剧也随之走上商业化的道路，这意味着只要能赚钱，迎合落后趣味也不见怪。这一时期，地方军阀又为抽税抽捐而广设赌场，桂剧又成了招引赌徒的工具，不分昼夜在赌场演出，造成了桂剧较好的传统剧目和传统艺术逐渐丢弃，各种庸俗下流的表演泛滥成灾。
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抗日救亡”的呼声在文艺界同样高亢。在广西，有着极大受众群体的桂剧也期待一场改革。
1935年，唐景崧的学生马君武在桂林主持成立广西戏剧改进会，着手新一轮的桂剧改革。但戏改会的工作重点多集中在搜集和整理剧目，帮助艺人读书识字，改善演出条件和艺人待遇等。各界群众最为关注的桂剧剧目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改革，戏改会的动作却未曾触及核心。
1938年4月，欧阳予倩应马君武之邀来到桂林，受聘为广西戏剧改进会顾问，主持桂剧改革工作。
对于桂剧要怎么改，欧阳予倩心里已有主张：
改革桂戏的方案，和改革一切旧戏的方案大体没有两样。第一是使它的内容完全革新，要使内容和现代的社会思想相吻合，而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关于形式，我以为“旧瓶装新酒”这个比拟是说不通的。新的内容应当加以新的处理。
很快，当年夏天，欧阳予倩就把自己的平剧（京剧）作品《梁红玉》改编成“新桂剧”，在桂林南华戏院进行了公演。
《梁红玉》讲述的是：金兵南侵，宋将韩世忠在夫人梁红玉协助下筹款，御敌于金山，众将士同仇敌忾，将金兀术兵马围困在黄天荡。由于汉奸王智、殷农投敌献策，金兵乘宋军不备，挖通河道突围逃走。梁红玉、韩世忠将军器分散给百姓，军民在金鼓齐鸣中奋勇追击金兵。
剧中，欧阳予倩着力宣扬爱国情操，鞭笞汉奸卖国行径，借古讽今，连演28场，轰动桂林。
欧阳予倩的改革不只体现于内容编排上。当时，国防艺术社负责出版了剧本，欧阳予倩在排演时实行了严格的导演制度。此外，他还在剧目的表演、唱腔、化装、布景等方面都做了尝试。演员也舍弃了艺名，恢复姓氏或改用新名。
《梁红玉》公演的成功，为低迷已久的桂剧戏坛带来了新气象。但戏中梁红玉忠义泼辣的台词却激怒了国民党广西当局。在被欧阳予倩拒绝修改台词后，《梁红玉》被下令禁演，欧阳予倩不得已远走香港。
1939年9月，欧阳予倩接受政教界知名人士白鹏飞和广西省政府的邀请，以广西省政府顾问的名义，主持广西戏剧改进会，继续从事桂剧改革工作。
11月，欧阳予倩将原广西戏剧改进会所属桂剧团进行了整顿，并更名为“桂剧实验剧团”，亲任团长。又在1940年3月出任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兼戏剧部主任。
西南剧展演出桂剧《木兰从军》剧照。（黄伟林供图）
演剧七队在西南剧展上演出歌剧《军民进行曲》第二幕第三场剧照。（资料图片）
《再会吧，香港》剧照（资料图片）
戏剧《旧家》剧照（资料图片）
在桂林期间，欧阳予倩既编排新戏，也整理旧戏。除《梁红玉》外，他还改编整理并公演了《桃花扇》《木兰从军》《渔夫恨》《抢伞》《断桥会》等剧目。这些剧目既有歌颂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人物，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也有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描写劳动人民反抗强权的正义斗争的。经过改革后，桂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比旧剧有了很大的提高。毫不夸张地说，欧阳予倩开创了桂剧表现现代题材的历史，使桂剧第一次反映了现实生活和斗争，并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力量。
轰轰烈烈话剧运动背后的话剧人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展出的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著名文人照片及画像。 记者张苑 摄
发生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戏剧运动中，又以话剧运动和话剧人最为活跃。这一时期，不仅是欧阳予倩长居桂林，田汉、洪深、夏衍、熊佛西、瞿白音等剧坛名人也都陆续到访居住。他们或自己领导话剧团队，或编写执导话剧作品。到1944年西南剧展，桂林戏剧运动进入了高潮。
时间回到1939年10月6日，一场号称“打破桂林、广西过去话剧演出水平，揭开以后桂林文化城的剧运（话剧）繁荣的序幕”的演出在桂林新华剧院拉开帷幕。记者在《桂林文化城史话》一书中读到这样的描述：
当天，下着大雨，但是热情的观众仍然冒雨前往剧院定座，售票处挤满了人。下午三时，天气忽然放晴，好象预告着《一年间》演出的成功。八时正待开演，又因变电箱发生故障而停电，在抢修期间，观众无一退场，一直演到深夜十二时方散。到十二日止，一共演了九场，观众达万余人。
抗战时期，戏剧家田汉在桂林。（资料图片）
《一年间》是《救亡日报》搬迁至桂林为筹集复刊资金而公演的话剧，也是时任报刊总编辑夏衍的新作。在重庆、香港等地的话剧界决定公演该剧筹集资金后，桂林文化界迅速开始酝酿，并由田汉、夏衍、马君武、白鹏飞等15人组成发起委员会，欧阳予倩等7人组成导演团，焦菊隐和孙师毅担任执行导演，演员以国防艺术社话剧团为基础，还有抗宣一队、新安旅行团和其他救亡团体，各部工作人员近300人。
公演后，《救亡日报》出版了公演纪念特刊，并发表社论《感谢之辞》。对《救亡日报》来说，公演扩大了报刊的影响力，同时又生动地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抗战信念；又因为公演是文艺界通力合作的成果，既加强了文艺界的团结，又提升了当时话剧的演出水平。
桂林抗战文化城还接待过来自国外的演出团体。1940年3月8日，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创作的话剧《三兄弟》也在桂林新华剧院公演。演员是日本人，用日语演出。为了帮助桂林人民看剧，夏衍将全剧翻译成中文，并提前在《救亡日报》上刊登，反响同样热烈。
桂林的戏剧运动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皖南事变后，桂林文化运动处于低潮。为了组织力量继续奋斗，杜宣出面接办新中国剧社，并前往湖南寻求田汉支持。
1941年8月23日，田汉带着家人移居桂林，这也是田汉第四次来到桂林。甫一住下，田汉立即投入到新中国剧社的创建活动中。
剧社公演的第一个作品是陈白尘新编的话剧《大地回春》。排练《大地回春》时，田汉又构思出了《秋声赋》，并在当年的12月28日，由瞿白音执导在桂林国民大戏院首演，一直演到次年1月3日。那时“满城争说秋声赋，众人传唱落叶歌”，桂林戏剧舞台再度萌发春意。
1942年初，正当新中国剧社排练李健吾写的《黄花》时，夏衍等从香港脱险来到桂林，向田汉、洪深和剧社的同志谈了很多香港动人的故事。听罢，洪深当即决定停排没有充分反映香港现实生活的《黄花》，另写一个以香港现实题材为背景的戏来反映我国抗战的现实，表达人民对黑暗势力的抗争。
新戏的名字叫《再会吧，香港》，由田汉、夏衍、洪深三人赶写，并由洪深导演。当时，尽管《再会吧，香港》已经拿到国民党广西当局的准演执照，但在3月6日开演时还是遭到了重重阻拦。迫不得已，9日，新中国剧社发布永久停演的启事。两个月后，《再会吧，香港》更名《风雨归舟》，于5月1日在桂林大众戏院与观众见面。
1943年，未来轰动世界的西南剧展开始筹备，更多演剧团队启程前来桂林。1944年，西南剧展拉开帷幕。除了叫人应接不暇的戏剧展演，在备受期待的戏剧工作者大会上，田汉演讲剧工新任务、熊佛西演讲戏剧大众化问题、张客将演讲剧队作风……戏剧运动在此时被推上了高潮，直至桂林疏散。
“全国戏剧工作者系一群大傻子，假如没有这批大傻子，便没有今天这个局面了。”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主要发起人之一田汉在开幕式上慷慨激昂演讲时说道。
“今天的局面”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繁盛的。33个剧团，近千人相聚桂林，互相观摩学习、交流经验，抗战的戏剧队伍更壮大坚强。
而在更早之前，一批享有盛名的艺术家通过与戏剧家默契配合，让桂林的文艺力量得以具象化。
石联星是苏区来的艺术家，既能演，又能编，还能当导演。抗战爆发后，石联星受周恩来的嘱托，在党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工作。1940年春，欧阳予倩在筹建广西胜利艺术馆时，为加强话剧队伍建设，请来了杜宣，杜宣从演剧队拉来了一批业务骨干，其中就有石联星。
在艺术馆期间，石联星先后参演了话剧《国家至上》《日出》，在欧阳予倩的指导下，演技愈发成熟。
1941年，受皖南事变影响，石联星离开艺术馆，参加了新中国剧社的创建工作，并先后出演《大地回春》《秋声赋》《大雷雨》《戏剧春秋》《再会吧，香港》等剧目。
在桂林的4年时间里，石联星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成为受观众欢迎和戏剧家公认的优秀演员。解放后，她还凭借角色“赵一曼”，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荣获女演员奖的电影演员。
除了话剧运动轰轰烈烈，新舞蹈艺术的种子也在这一时期撒在了桂林。1940年，新舞蹈艺术的先驱吴晓邦应欧阳予倩邀请，来桂林开办舞蹈班，参加训练班的学员有30余人。在桂期间，吴晓邦创作并表演了多个新型舞蹈节目，激发了人们的抗战思想，受到广泛欢迎。
那一年，吴晓邦还应新安旅行团之邀，创排了大型舞剧《虎爷》。新安旅行团团员大都是12至15岁的青少年，之前从未接触过舞剧。所以，在排戏之前，吴晓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训练舞蹈基本功，接着又进行了一个半月艰难的排演。
1940年10月21日，《虎爷》在国民戏院正式公演。原计划只演4场，后应观众要求增加了两场，不但轰动了桂林，衡阳、曲江等地的文艺工作者都赶来观摩学习。吴晓邦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从这一群孩子们的身上，瞧见了新舞蹈幼苗已经在茁壮成长了。他们这些行动，也给了我无限安慰和勇气。”
1944年1月8日，京剧名伶金素琴在《大公报》上发布启事，表示愿意为西南剧展进行义演以筹集资金。欧阳予倩在剧展招待会上说，金素琴义演捐助5万元，值得深深感谢。
金素琴是1937年来到桂林的，在田汉、欧阳予倩的指导下，积极投身京剧改革运动。她先后出演田汉的《金钵记》、欧阳予倩的《梁红玉》《人面桃花》等剧，并在1941年加入四维剧社。
金素琴还是中国第一个为自己写剧本并演出的人。金素琴自己写戏的想法是在乐群社看电影《魂归离恨天》（原著《呼啸山庄》）时产生的。由于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写戏，金素琴每天夜戏归来，独自伴着孤灯，伏案挥笔，创作出了京剧版本的《离恨天》。初稿完成后，她交给安娥，待“有谱儿”之后再交给田汉。
1944年端阳节，由于原定献演的《金钵记》遭禁，田汉决定转演《离恨天》，并更名《恩与怨》。公演之后，大受好评。
在西南剧展上，以《今古奇观》中《解语花》寓言为灵感，映射现实题材的傀儡戏《诗人与国王》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共鸣。剧中，傀儡肢体运动灵活，眼睛能转动，嘴巴能开合，服装、神态贴合角色，造型鲜活，在演剧者高超的台词加持下，木制傀儡仿佛拥有了生命。这就是傀儡戏大师温涛的作品，演剧者也只他一人。
温涛在1939年从延安来到桂林，在桂期间，除了从事木刻创作和《新道理》的编务外，其余时间都在研究傀儡戏。温涛还是桂林开拓新傀儡戏的第一人。西南剧展上，温涛带来了4个指头傀儡戏，一个提线傀儡戏；疏散时期又为桂师剧团排了《鬼子打鬼子》，并讲解傀儡戏的相关知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桂林，任教桂师的同时，把自己几年来写的傀儡戏剧本变成了一本集子，书名叫《乐园的创造》。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那时在桂林的戏剧人还有太多，他们与桂林之间的诸多动人故事亦无法用寥寥千字写尽。
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底，2000多位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进步文化人士聚集桂林。抗战时期曾在桂林从事文化活动的林焕平回忆，当时文学方面有茅盾、巴金、邵荃麟、艾青等；戏剧有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朱琳、瞿白音等；电影有蔡楚生等；音乐有张曙、李凌等；美术有何香凝、徐悲鸿等；新闻出版有范长江、夏衍、金仲华等；教育有陶行知、马君武、梁漱溟等……这也让他在《桂林文化城大全》总序中写道：
“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可以说抗战时期，北有延安，南有桂林。要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一要研究延安，二要研究桂林……桂林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文化城。”
参考资料：
1.《西南剧展》（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上册，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漓江出版社1984年2月版；
2.《桂林文化城人物选辑》，魏华龄；
3.《桂林文化城史话》，魏华龄，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
4.《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广西艺术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
5.《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编，漓江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