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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闰四月初七，徐霞客自湘江乘舟进入粤西（广西）境内，前三日徐公在全州湘山寺等地雨中游览数日，四月十一日到全州西北境白竹江午餐时，云开日丽，望见“西北有山甚屼突，问之为钩挂山，其上又有金宝顶，甚奇异。”毅然决定往西登山，开始原计划外的九日越城岭（今全州与资源交界一带）之旅，这才有缘进入西延（今资源县）境内。徐公《粤西游日记》中多有西延及越城岭风土事物的记录，今择其若干，加以辨析考略。

竹笋与观音竹

徐公在《粤西游日记》记载的越城岭行程中，对当地竹笋格外留意和钟情，并亲自采挖、煨炙和品尝过。曾十余次提到“竹”或“竹笋”。如四月十二日在大鼻山月夜归宿时：“归途采笋竹中，闻声寻壑，踏月乃返。”十三日在观音竹丛中穿行：“其竹即余乡盆景中竹，但此处大如管，金宝顶上更大，而笋甚肥美。”“从旧路下山，抵刘已昏黑，乃瀹菌煨笋而餐之。”等等。西延乃延绵山地，溪沟涧渠交错，故竹类繁多，因生长地域不同，竹之变种多，称谓别名亦多，不尽类同。如毛竹（楠竹）、红壳竹（衣竿竹）、皮竹（绢竹）、紫竹（黑竹）、斑竹（花竹）、篱竹（笔杆竹）、黄茅竹、高山竹、方竹、麻竹、摆竹、烟竹、油竹、箭秆竹、佛肚竹和水竹等等。可食用竹笋种类亦多，如毛竹笋（大竹笋或冬笋）、红壳笋（春雷笋）、摆竹笋（苦笋）、方竹笋（八月笋）、麻竹笋（花壳笋）、黄茅笋、山竹笋和水竹笋等。当地分布广泛且采食较多者，一般为毛竹笋和水竹笋。越城岭山中有一种常见竹，称之为粽叶竹（或称箭秆竹或管竹），即箬叶竹，此竹常夹生于灌木丛中。其叶硕大，可编制斗笠及包裹粽子。其笋细小而苦，一般不作食用。徐公在越城岭（如金宝顶）遇见并称之为观音竹及其笋者，按其地域、时节与形态，应为越城岭分布较普遍的高山竹，当地亦俗称观音竹或扫把竹，今属玉山竹类。此竹多生长于高山山脊或山谷疏林下，耐寒，矮化，竹实为大粒颖果，竿起初为单丛，多年后则形成多丛枝，呈灌木状，可作扫帚或织竹篱。其笋为春夏之交时令野蔬，俗称为“山竹笋”“小竹笋”或“观音笋”，笋干矮壮，笋肉饱满，鲜食味美，可以炒食、煮食或烘晒作为笋干，或焯水后腌制，或可以直接在火塘里煨炙食用。徐公认为此观音竹之管要比其家乡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县）“盆景中竹”更大，然两者有较大区别。元代李衎《竹谱详录·竹品谱》对江浙一带的观音竹有详实记载：“观音竹，两浙江淮俱有之，一种与淡竹无异，但叶差细瘦，彷彿杨柳，高止五六尺，婆娑可喜，亦有紫色者。”又补记永州祁阳有一种观音竹：“止高五七寸，人家多植之水石之上，数年不凋瘁，彼人亦名观音竹。”明代罗曰聚《咸宾录·南夷志》载占城（今属越南）有一种观音竹：“如藤，长二丈，节长二三寸，色黑如铁。”占城与祁阳之观音竹显然不是越城岭之观音竹。而今通常称凤尾竹为观音竹，或专指绿篱盆景用途的一种园林丛生竹。另有一种说法，观音竹也称棕竹，而棕竹为棕榈科，似竹非竹，已不属竹类植物了。另查阅《徐霞客游记》通篇，记有竹类含刺竹、粽竹、方竹、实心竹、细竹、猫竹、筋竹、淡竹、紫竹和观音竹等等。唯观音竹之称，仅见于《粤西游日记》越城岭山中。

竹豚与三小珍

徐公过题龙庵，有一段记述值得回味：“见两人以线络负四枚，形如小猪而肥甚，当即竹鼦也。笋根稚子。今姑见之矣。大者斤许，小者半斤，索价每头二分，但活而有声，不便筐负，乃听而去。盖山中三小珍：黄鼠、柿狐、竹豚。惟竹豚未尝，而无奈其活不能携。”此处“形如小猪而肥”之竹鼦，应该就是后文的竹豚。查古今文献，罕有“竹鼦”一说。《康熙字典》解释“鼦”：古文貂字，此鼠好食栗及松皮，人呼爲栗鼠。而栗鼠即是松鼠，越城岭山民一般不食松鼠。徐公所指的竹豚，又称竹鼠或芒洞老鼠，西延当地人也称之为芦鼠。竹鼠体呈圆筒形，四肢短小，趾强爪尖，头部钝圆，眼小，耳隐于毛被内，上门齿粗大，毛色深灰，白天少食多睡，夜间活动频繁。除喜食竹枝叶外，亦食芦苇茅草之根，常筑穴于芦草蔸附近。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兽语》:“竹鼠，穴地食竹根，毛松，肉肥美亦松。肉一二脔可盈盘，色紫，味如甜笋。血鲜饮之益人。傜中以为上馔，谓之竹豚。”竹鼠形肥壮，毛色灰，似鼠，体重可达四五斤，是当地山里人经常可以寻到的美味佳肴。徐公说的“笋根稚子”也指竹鼠，《康熙字典》载：“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类竹，名竹豚，亦名稚子。”唐代杜甫有《漫兴》一首：“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宋代晁公溯有《谢曾子长分饷临江军黄雀》一首：“远游旅食荒山里，竹鼠山鸡污刀几。”徐公提到了“山中三小珍”：黄鼠、柿狐、竹豚。其中，黄鼠并非黄鼠狼（黄鼬），可能是松鼠或较大的一种黄毛鼠类，或是山民经常捕捉的一种山鼠，当地称之为“盘薯鼠”。柿狐并非狐狸，可能是指果子狸，因为果子狸常窜行于柿树上，喜食柿果。结合上下文来看，徐公所言“三小珍”或许不专指越城岭一带对山中野味的称谓，而是别处。然而，在《徐霞客游记》通篇中，描述山珍之味甚少，且仅在越城岭此处提到“三珍”，其余处也未提及“黄鼠、柿狐、竹豚”之任意一种。听西延先辈们说，越城岭一带早年所谓之“山中三珍”或“山中三味”，一般指芦鼠（竹鼠）、鳞甲（穿山甲）和竹鸡（竹鹧鸪）。

粟姓与苏家大坪

徐公在《粤西游日记》十四日记载：“又二里，逾一小岭，一里至苏家大坪，聚居甚盛，皆苏姓也。饭于苏怀江家。下午大雨，怀江坚留，遂止其处。”这里除描述了西延山里人热情接待徐公之感人情节，特别指出“苏家大坪聚居甚盛，皆苏姓也”。据考证，此处“苏姓”与“苏家大坪”有误，应为：“粟姓”与“粟家大坪”，“苏怀江”应为“粟怀江”。查《粟氏族谱》（万成堂刊本）之粟家大坪一支，并无“怀”字班辈，“怀江”应为其字号，因该谱家系字号多未载入族谱，尚未明确具体为何人。西延一带之粟姓为最早迁居该地的姓氏之一，至今已超过千年历史，在当地依旧分布广泛，其迁徙脉络较为清晰。《粟氏族谱》载：西延粟氏始祖原姓熊，名万成，生于五季（五代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殁于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原籍湖北荆州江陵县，于高祖时以武功拜御史中丞，封为白公，因忤权要解组避隐，始迁粤之西延泉塘坊边居焉。原姓熊氏，易姓曰粟。”《资源姓氏与文化通鉴》载有熊氏易姓原因：宋初，万成公率其家眷为了躲避官府追捕，藏身于西延三清界（今称三千界）粟米地中，得以化险为夷后，落籍于西延泉塘坊（今资源中锋镇官田村），易熊为粟。而后，粟姓渐成为当地旺族，并陆续迁徙至全州、兴安、灵川及湖南等地。《粟氏族谱》之《大坪村落图说》又载粟氏自上西延龙溪迁至大坪经过：“原吾三世祖宏谋公，由上延(上西延)老宅里始迁长乡晓锦村右边火烧宅田头居焉，传至克荣公复徙居大坪。虽无佳景奇观，而后则势如彩凤翔，前则形若碧螺特立，左右皆水绕山环。”可见粟氏是因为大坪之山水奇特，而钟情定居于此。粟家大坪至今依然以粟姓为主，人口占据九成以上。《资源县志》载：资源县中峰与枫木粟姓，在宋初西延划入全州版图时就早已居其地（《龙溪村公祠碑序》亦载有此事）。中峰石田、大庄田、龙溪等地粟姓，宋时迁自于湖南（应为返迁，或当时西延尚属湘地）。延东大坪粟姓，元代迁自龙溪，故称粟家大坪。而当今资源县苏姓主要分布于中峰上洞和梅溪坪水底一带，此两处与大坪相隔甚远。当年徐公误记粟为苏（或后人钞刊校误），许是当时刊行《百家姓》中并无粟姓之故。

资江与新宁江

徐公游越城岭时，两次望见山麓中最大之江流“新宁江”。其一：“由兴龙庵西上，始沿涯北转，钩挂山在其北，为本山隐而不见。三下三上，三度坳曲，共三里，逾土地坳，西望新宁江已在山麓。” 其二：“平行岭脊，北望北宝顶岿然，峡中水迫自打狗南崖，直逼其下。南望新宁江流，远从巾子岭横界南宝顶之西。”“新宁江”这一称谓，甚罕见。徐公当年所见到的“新宁江”为西延水，即当今资江。《资源县志》载，资江为长江水系之资水南源（或称右源，资源后来置县，其名由来），发源于资源县老山界东南坡社岭村之桐木江，次源出自该县八坊村老源头。两源于枫木汇合后，自南而北流贯穿全县，从梅溪葛垌坪村之滑溪流入湖南新宁县，于邵阳县双江口汇合赧水（又称都梁水，资水左源，发源于湖南城步县青界山）后称资水，最后注入洞庭湖。资江是西延境内最大江流，在航运与灌溉方面起重要作用，明清以至民国中期，当地进出口商品全靠资江水运。据资源合浦街长者蒋资星介绍：旧时，因山高道窄，滩多水急，来自湘楚客商称西延境内资江为“山河”“滩河”，这一段水运往往要高价雇请西延当地技艺高超的“水手”专门掌舵撑篙。西延境内本土人则也称资江为罗江、夫水、资水或西延水，至湘地新宁则称之为大罗江、彝江、扶彝水或夫夷水。为何称夫彝？《新宁县志》载：“宁之为邑也，在汉曰扶彝，在晋曰扶阳。”《新宁县乡土志》载：境内金城山上脉有芙蓉岭，因“芙蓉”与“夫彝”古时音近，水以山名，故有夫彝水。而国以水名，新宁曾在西汉建立夫彝侯国（或称夫夷侯国）。宋绍兴年间杨再兴起事，社会动荡，南宋设立新宁县，意即起事平定之后，重获新之“安宁”，新宁县名沿用至今。清乾隆时粤西六峒（今属兴安县）文人龚锡绅《听之草堂诗集》中从西延至新宁游览时有两首诗为证，在西延时称：“晚秋天气足徘徊，又向资江过一回。”过了梅溪至朝天山时则称：“今古彝江多少士，问谁执此去朝天？”《清一统志·宝庆府志》载：夫彝水“源出全州宝鼎山，北流百里至新宁县东为大罗江，与武冈渠、济二水合流入资，可通舟楫”。其实，宝鼎山所聚溪流，仅为其支流而已，非主源。《粤西游日记》中称资江为新宁江，许是徐公从当地人口中得悉，此江流往湘地新宁县之故。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徐霞客游记（附图）》一书，将徐公所见资江标注为“新宁江”。

宝鼎与释全真

徐公在《粤西游日记》中首次将越城岭之宝顶山区分为南北宝顶，称北宝顶为金宝顶（实为真宝顶，应该是当地人“真”“金”发音混淆之故）。徐公登上之南宝顶山（亦称称覆釜山或少延山），此山在西延大多数村落仰头可见，因该山主峰形似倒扣之鼎锅（桂北一带称开口小的铁锅为鼎锅，开口大的铁锅为爬锅），当地人又称南宝顶山为宝鼎山。宝鼎山历为楚南佛教名胜之地，高险峻绝，凌逼霄汉，旁列七十二峰，风光绝佳。清嘉庆版《广西通志》称该山“脉连九嶷祝融，横界夷夏,为南条之首。”清代马吉昌有《登宝鼎作》诗云“振衣千仞挹青苍，欲访洪崖溯大荒。鸟念弥陀真佛地，蛙鸣宝鼎见高冈。”清代蒋启敭《游覆釜山记》描绘宝鼎山寺院：“前后殿二重，左右有观音阁、父母堂及僧寮、客舍、庖厨数十间。”《西延轶志》载：清初广西巡抚金鉷登宝鼎后，书“白云在天”匾悬挂于白云庵佛殿，并奉供十人才能抬动之寿佛木刻真像。以上所称寺院，即是徐公食宿之白云庵（今称宝鼎寺），徐公还与庵中住持相宗禅师交谈颇多。白云庵最初为唐代高僧释全真（宗慧禅师）当年隐居时建造。唐代李知元《古塔记》载：“湘山祖师，郴州人氏，俗姓周，法讳全真，别号宗慧。年幼出家，师从径山道钦禅师，后云游天下至于全州，初住持湘山。会昌毁佛，乃只身入城西覆釜山结庵而居，苦修十余年。”全真隐居覆釜山，曾作《牧牛歌》《遗教经》《湘山百问》等佛歌偈语。《湘山志》载:全真说法告诫十方来者“说一尺不如行一寸”“忠孝是佛”“勤俭是佛”“公平是佛”，故此法门深入人心。唐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全真在湘源县净土院（今广西全州湘山寺）圆寂，世寿一百三十八岁（《广西通志》载一百三十二岁，《全县志》载一百二十七岁，《湘山志》载一百六十六岁）。由于全真德懋寿高，远近都尊其为“寿佛爷”，清咸丰帝封全真为“保惠无量寿佛”。五代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为纪念全真和尚，当地经向后晋高祖（石敬瑭）请奏，准置全州。明代曹学佺《广西名胜志》载：“全州之名本于湘山寺僧全真也。”可见全州之地，源于名僧，徐公与静闻二人自然心怀敬仰，故在进入越城岭大山之前日，已在湘山寺朝拜了无量寿佛塔，此塔又称妙明塔，为湘山寺镇山宝塔，系宋淳祐年间为安葬释全真肉身所建，历经千年，至今犹存。

庵院与净土宗

初编于明代之《增广贤文》有句：“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明代吴承恩《西游记》也有诗云：“上刹邸园隐翠窝，招提胜景赛婆婆。果然净土人间少，天下名山僧占多。”越城岭各处山岭，亦多有佛教庵院。徐公在《粤西游日记》中记叙颇多，印象深刻。如兴龙庵、旧角庵、宝顶殿、快乐庵、白云庵、题龙庵、苦炼庵等。所谓“庵”，并非仅供尼姑住地，也是和尚修行地。古时，“庵”字原意指简朴隐蔽之草屋，为清修之地，多由出家人或民间自筹资金修建，俗称“小庙”。而“寺”则多由官方组织建设，规模较为宏大，对外开放性强。两者最大区别在于：“寺”设有大雄宝殿，而“庵”一般没有。越城岭山野之地，人财物有限，故敬佛场所多为“庵”，当地百姓多称之为“庵堂”“庵院”。而今，狭义的庵或庵堂，或特指尼姑庵，便是女性佛教徒修行所在。《资源县志》载，及至南宋，宝鼎佛事渐盛，每年江闽楚蜀及两粤人士，登宝鼎朝佛囊负香烛，络绎于道，历元明清代，境内共有庵院寺庙百余座，整个西延地区成为湘南有名的佛教胜地。《资源县少数民族概况》载，旧时，西延境内影响较大的供佛场所包括覆釜山白云庵、千佛岭快乐庵、真宝鼎天心庵、官洞鹤林寺、神仙寨天门寺、八角寨天宫寺和降龙庵等，而这些寺院信奉净土宗。净土宗通常认为始于东晋慧远大师，慧远于东晋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在庐山东林寺建莲社，故又称莲宗。《佛祖统纪》与《净土圣贤录》载慧远事迹：“师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净土克勤于念。”而后，隋唐间有道绰大师西河(今山西省境内)弘净土法门,并著《安乐集》。善导大师即追随道绰，精学其要义，并于长安光明寺与慈恩寺等处大力传播教义，使之得以弘扬。《桂北文史集粹》之《楚南第一刹——湘山寺》载，唐代释全真来到湘源县，尤其是在越城岭弘法，为佛教净土宗传入粤西之始：“高僧从者众，开演大乘教义，常作偈语，僧徒日多，净土院从此日渐兴旺发达起来。”净土宗以修行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净土资粮信愿行》载：“疑为罪根，信为善本。修行要务，立愿为先。至诚念佛，决定得生。”信众亦可不必出家受戒，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修行简易，尤适合于寻常百姓需求。宋以后净土宗与禅宗融合，明万历以后，该宗对内融会禅教和律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风气，于是很快普及至社会各界和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