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以史为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从历史哲学角度看，“以史为鉴”赋予了历史哲学以光荣使命。
人作为历史主体，当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历史主体是历史过程的能动性根源，是历史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历史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这是整个人类哲学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初期，由于人类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摆布。到底是什么力量决定着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思考，促使人类最初的哲学形态即自然哲学产生。在这一阶段，人们关注焦点是自然，试图从本源上寻找一种决定人类和世界万物的终极力量。由于人类命运受外在力量的支配，因而认为，哲学研究主题是自然，而不是人。
在中世纪，人们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看作某种独立的力量。尽管如此，人们依然不能解释人类无法摆脱各种苦难的根源。基于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思考，神本哲学随之产生。其认为，历史由某种超人的和超自然的外在力量支配。历史主体是神而不是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只有遵循神的旨意，人类才能进入天国。历史正是天意的实现和见证。
文艺复兴促进了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反对神本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首次向世人宣告“历史是人创造的”，从而突出了人类自身在创造历史中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而表明，人是历史主体，哲学主题也由此转换到人。
历史主体由自然到神再回归到人，体现了哲学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沉思。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中的人，不仅创造着历史，而且是决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以史为鉴”表明，人作为历史主体，应努力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用历史来教育自己，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历史哲学应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把握
历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这是历史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思辨历史哲学把历史的经验世界纳入一个逻辑结构，并试图从杂乱的历史事实背后揭示出某种规律。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它严格按照客观必然规律来实现。
郭沫若用历史对比法，比较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从中找出历史规律。他的《甲申三百年祭》，通过对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败亡的对比，总结出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一个王朝或一个政权的灭亡，是从自身腐败开始的。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败亡，都是自己败给了自己。明末官场“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是“纵贪横于京畿。”李自成则在取得一连串胜利后，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纷纷然，昏昏然。”
中国共产党善用历史思维，时刻提醒共产党人从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教训中把握历史规律。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进行的“窑洞对”中，当黄炎培提出历史上存在一种初兴后亡的周期率，希望共产党能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那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世人作出的这一庄严承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规律把握的高度自信。
把握历史规律，就是要汲取历史教训，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强调要坚持做到“两个务必”，为什么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共产党执政当成“赶考”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人要以史为鉴，破解历史周期率。
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认识，应力求客观公正，避免臆断
如何认识历史，这是历史哲学需要回答的又一问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是今天对过去时代的活思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历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分析派历史哲学虽然认识到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但却忽视了对历史知识本身的客观认知。
在中国，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也是历史哲学应当回答的问题。有人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进行对比，依据改革开放的成功，否定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也有人夸大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由此否定改革开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助于我们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作出客观判断。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焕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基础和经验教训，没有这些基础和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国改革开放，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这是“以史为鉴”赋予历史哲学的又一重要使命。
（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