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我们党早期很多有才华的烈士牺牲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至今想来，仍然令人扼腕叹息，心绪难平。方志敏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方志敏烈士的《清贫》一文，以其清丽朴实的文笔，入木三分的剖析，舍身为国的情怀，留给后人无尽的震撼和怀念。
此文写于狱中，即南昌军法处看守所，时间是1935年5月26日。此文的主题是共产党员的清贫，并从他本人战败被俘的一个场景，谈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共产党和过去一切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不同。文章不长，短短八百字，微言大义，无比豪迈，带有结论性、方向性。文中的判断跨越时空，至今仍不过时。
读《清贫》，首先能读出方志敏烈士对党的性质的明确认知。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在烈士思想中是无比清晰的。当两个国方士兵在他身上急于搜出什么金银来时，烈士正告他们:“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啦！。”烈士不惜牺牲生命走上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既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有对腐败的国民党的彻底的失望。事实也正是这样，两个国民党士兵企图发洋财的丑恶的举动，也无意中揭示了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了。反观我们党，对于党自身以及人民军队从一开始就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早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对于“新分子入党条件”的一个明确要求是“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是两支军队的不同，在根本上是两个党的不同。
读《清贫》，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清贫》在今天还有他的社会政治价值吗？如果有，那么是什么？也有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不要再谈那些了，《清贫》那些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难道现在还要提倡清贫吗？
我想说，当然要！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也必须说清楚。现实一再证明：思想的模糊，往往招致舆论的被动；立场的含混，必然带来阵地的丢失。
《清贫》一文中倡导的共产党员要甘于清贫的思想并没有过时。不仅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员要坚守清贫，即使是今天在物质财富比较丰富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同样要提倡甘于清贫，杜绝奢侈，舍己为公，清正廉洁，这是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的党性所决定的。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政党，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党，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这是和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和改革年代，党员是把舍己为公、清正廉洁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的修身准则的，党员的社会政治属性决定了他的价值观和关注点在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是个人的生活享乐，因此，和一般群众相比，相对于他所在的时代而言，（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整体社会生活标准的提高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更是我们党所追求的）他的生活应该是清贫的。常识告诉我们，享乐必须要有物质的基础，干部一旦追求享乐，必然衍生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对领导干部要安守“清贫”的谆谆教导。当然，清贫不等于在物质上“一无所有”，不等于贫穷，也不等于没有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保障，只是强调共产党员不应提倡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清贫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物质追求上的自我抑制与精神追求上丰富饱满的辩证统一体。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他不从思想上解决对清贫的认识与任知的问题，不解决这个事关党性的问题，他就无法根本消除腐败的内在思想动因，就无法根本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他偶尔可能会被别人的崇高理想或某一高尚的行为所感动，“激动了一阵子”，但却永远无法做到“震撼一辈子”。
常常有人在谈到清贫思想时，把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混为一谈，这也是造成很多认识混乱的原因之一。我们提倡清贫，是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而言的，不是对群众的。群众对生活品质、物质享受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即使是一般群众，奢侈浪费也是要杜绝的。这又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既然当官，就要安于清贫，不复再有求田问舍之志，否则就不要当官从政，这本质上虽属于个人选择的范畴，但是一旦选定，就无法再选了。心猿意马不行，“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样不行。这方面倒不妨看看日本学者中野孝次的《清新思想》一书，中野先生的这部带有哲学随笔性质的书，提出了缓解日本后现代社会烦躁的思想路径。中野先生的这本书立足日本传统文化，缠带着浓浓的佛性在内，强调的是心灵的清净，和我们在世界观上有着本质区别，对此我们要清醒。但是，仅在解决本心这一点上还是不乏借鉴意义的。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一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