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其朗声 溯其漫漫——铜鼓及其文化学术研讨随记
广西新闻网-广西日报记者 李湘萍 实习生 张远立
铜鼓，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从远古走到现代，跨越了2000多年的时空，一路记刻着中国南方及与之相邻近的东南亚各国少数民族在冶金、铸造、音乐、美术、舞蹈、宗教等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成就，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那些回响在历史时空的朗朗鼓声，催促着我们去探究穿越时光的交流与融合，解读铜鼓身上携带的历史密码，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文化交流的独特见证
2017年12月21日，由自治区文化厅主办的铜鼓及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宁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这个铜鼓收藏、研究、传承和保护的国际交流平台上，互通信息，研讨借鉴。
回望铜鼓研究漫漫历程，铜鼓研究专家蒋廷瑜指出，铜鼓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到现在，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省市自治区，以及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覆盖了一大片古老民族地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铜鼓，无异于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内容丰富，意义重大。
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收藏着一面越南东山文化小铜鼓，十二光芒饰于鼓面，芒间呈等腰三角形并饰以直线纹，腰部内收，饰有7组叶脉纹，足部外张，整个造型娇小玲珑。学者认为这面于1989-1990年在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出土的铜鼓，是墓主进入骆越地区后带回的，折射了当时岭南地区与内地间联系不断加强的史实，以及汉王朝统一、经略南疆过程中各色人物南下北归的历史图景。广东徐闻县出土的两面万家坝型钢鼓，扩大了万家坝铜鼓出土分布的版图，为广东俚人与广西、云南百越各族的文化交往提供了历史见证。
作为国际性文物，铜鼓身上还折射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会的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学者阮国平介绍，越南南部地区发现东山铜鼓最多的地方是平阳省，共有7面，其中5面出土于富正墓葬群。在富正墓葬群中还发现有西汉铜镜、纺织构件，其中的纺织构件有斜织机一类的梭、翘刀、卷布轴、引经杆等，它们跟广西罗泊湾一号墓随葬品的材料、形状、尺寸、年代都非常相似，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富正与中国南方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周边文化进行深入地交流、融合。
位于泰国莫拉限府尼空坎岁县那乌端村的泰国铜鼓铸造遗址暖农活，是铜鼓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泰国专家在会上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这一遗址。该遗址出土了随葬陶器、长柄铜勺、铜鼓铸造泥范、若干铁锭、一批铜鼓仿制品。在展示的图片中，可见长柄铜勺勺身饰鹿纹、人骑大象等图案，上下边沿饰半圆相连几何纹，勺底中心饰与铜鼓鼓面相似的八芒太阳纹。这里出土的铜鼓仿制品与越南的东山铜鼓陪葬品相似，专家推测应该也是用于丧葬祭祀的陪葬品。值得注意的是，铜鼓上有很多中国式的夔纹，这些纹饰却未出现在越南东山文化的铜鼓中。
来自远古的历史密码
在遥远的古骆越腹地，左江蜿蜒旖旎。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骆越先人特意选择这条大江转弯处的峭壁绘制岩画。那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105公里的左江两岸，形成世界上规模宏大、震撼人心的岩画群——左江花山岩画，201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骆越先人在这刀劈般的左江流域山崖上，先后画有圆点或太阳芒的铜鼓图像，鼓面正向，或置于地上或是悬挂，目前能辨认的铜鼓图像有368个，印证了2000多年前骆越人对铜鼓神器的崇拜与传承。一批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阐释了花山岩画的文化内涵、岩画与铜鼓的关系等学术问题。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谢日万对此表示肯定：“这些铜鼓研究为花山岩画申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学术支撑。”也正是透过这些图案，我们领略了骆越先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
2012年，广西馆藏铜鼓调查项目启动，对广西14个设区市、57个县（市、区）共62家文物收藏单位的772面铜鼓进行实地调查，全面、真实地摸清了广西馆藏铜鼓的家底——广西馆藏铜鼓占全国馆藏铜鼓总数的1/3，涵盖两个系统、八大类型。此项调查所获资料分门别类地建立档案，建成了方便于研究利用的广西馆藏铜鼓数据库。广西也因蕴藏铜鼓数量之多，类型之齐全，被称为古代铜鼓的“大本营”，铜鼓文化成为广西显著的文化符号之一。
在广西，使用铜鼓的民族不单是壮族，还有瑶族、苗族、彝族、水族等。据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桐观察研究，各民族使用铜鼓的时间、内容及铜鼓的社会功能，鼓点、打鼓的舞姿等各具特色，从而形成多彩多姿的广西铜鼓文化。尽管各民族都有不同的活动形式，但打铜鼓祈求风调雨顺、农作丰收、平安吉祥以及缅怀逝去的先人是共同的祈盼。
一面面形态各异、纹饰繁复的古代铜鼓，犹如藏满历史密码的神器，待人考究。蒋廷瑜认为，铜鼓实际上渗透到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代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研究铜鼓不能仅仅着眼于铜鼓本身，必须把铜鼓置于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环境中，做全面剖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专家学者加入铜鼓研究队伍，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研究铜鼓合金成分、矿料来源、铸造工艺、音乐性能，解决了困扰铜鼓研究专家的部分难题，大大拓展了铜鼓的研究领域。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携手，不断打开铜鼓研究新局面。
铜鼓文化的“活态”传承
要使铜鼓少为人知的“隐文化”变为大众熟知的“显文化”，除了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外，让更多的大众关注使用铜鼓的习俗，“活态”继承、发扬铜鼓文化，同等重要。
在古代，铜鼓不仅是沟通人神的神器，还是权力的象征。铸造铜鼓需要足够的财力物力、工匠技艺、社会资源，只有部落首领及少数贵族才具备这样的实力铸造并享用，显然铜鼓也是财富的象征，有铜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后来文献中还有“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得铜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的记载。
流传至今，铜鼓虽不再是权力的象征，但铜鼓文化艺术被广泛运用，涵盖城市雕塑、建筑、文化演出、旅游工艺品等方面。如以铜鼓鼓体与鼓面为艺术造型的广西民族博物馆主楼，把民族文化元素与建筑形式有机结合，向人们传递铜鼓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描绘优秀的民族文化；四大名锦之一的壮锦，时常在经纬交错间织绘出铜鼓图案，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表现民众载歌载舞打铜鼓的欢快场景，起到传承、宣传的作用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铜鼓文化在一些村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韦丹芳以天峨县都隆村为观察对象，进行以《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传承与村落发展探析》为课题的田野调查。她发现，铜鼓文化不仅以自身魅力吸引了外界对村庄的关注，使村庄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还在其传承过程中体现了较强的族群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并不断地衍生出为都隆人所接受的乡村发展模式，最终促进了乡村的发展，成功地保留了乡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