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才情看对联
这次展出的明清状元、进士的书法作品，除了临摹前人作品外，主要都是自己写的对联。很多人所写的对联对仗工整、严谨，意境悠远，展现出当时他们作为“精英”文人的文学功底和才情。作品中，如“莲叶东南临水槛，柳条西北看山楼”，“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等，都是对联之中的佳作。前者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状元刘福姚（广西临桂人）的作品，他也是广西最后一名状元，名字刻于今桂林王城东华门“状元及第”牌坊上。
此次在柳展出的，还有清代第一名状元傅以渐（山东聊城人）的作品：“陶令爱文常对酒，庾公逢月每题诗”。傅以渐是顺治三年（1646年）状元，也是康熙的师傅，官居相位，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以勤政清廉著称于世。这副对联中，“陶令”指东晋诗人陶渊明，“庾公”指北周文学家庾信。作品体现了傅以渐向往陶渊明、庾信之风范，也侧面反映出他本人的博大胸怀。
关于他有很多历史典故与传说，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仁义胡同”：傅以渐在京为官时，家人曾因宅基地与邻居相争，父亲写信给他，让他出面找山东的地方官打个招呼。他看信后，立即写了回信。家人展开一看，只有四句话，全文为：“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后，深知其意，主动将宅墙退后三尺，邻居知道后为之感动，也学着让出三尺，于是出现了一条六尺多宽的胡同，被命名为“仁义胡同”。这件事，在乡里传为佳话。后来，康熙皇帝南巡路过聊城，获知此事后顿生褒奖之心，挥笔题写了“仁义胡同”四个字。康熙题词和傅以渐的诗后来都被刻成石碑，嵌入墙中。
傅以渐在朝中虽官居显耀，却以简朴无华著称。别的官员骑马坐轿上朝，他却只骑一头毛驴。顺治帝恩准他可骑驴进出午门，有时他的学生、年幼的康熙为其赶驴。一日，此情景被顺治看见，大笑不止。不几日，傅以渐接到皇帝亲赐一卷画轴，御笔为他绘制了一幅《状元骑驴图》：一头黑灰色毛驴，缰绳是顺治拎着；康熙则如顽童，持鞭催驴儿在后；他却像南极仙翁稳骑驴背。有一次，他赏画之后，在御印旁题字一行：“阁老骑驴，皇帝拎缰。天子赶脚，悠哉悠哉。”傅以渐的七世孙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这名状元很“偶然”？
此次展出的还有很多名人状元、进士作品，如刘墉、李鸿章、翁同龢、徐世昌等。其中，刘墉除了在政坛的卓越成就外，还与同在乾隆朝的翁方纲、梁同书（这次也有作品展出）、王文治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称“四大家”。论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此外，还有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打出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的曹鸿勋、与张謇被称为“商部实业两状元”并在中国率先发行股票债券的黄思永等。
以上的状元、进士都有着突出的成绩，而有人却背负着“中状元是因为名字取得好”的名头，一直耿耿于怀。这就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状元王寿彭。
当年，年仅27岁的王寿彭还沉浸在夺魁的喜悦中，朝廷里便传出了他中状元是“因名得福”的偶然论：进士名单上，王寿彭的名字让主考官眼前一亮，“王”、“寿”、“彭”正应了“王者寿比彭祖”之意。“老佛爷”凌驾于皇帝之上，是当然的“王者”；“彭祖”则是传说中的寿星。主考官认为，“老佛爷”正操办寿事（1904年为其七十大寿），倘见到考生王寿彭的名字，定然欣喜。于是，主考官将王寿彭的名字置于参加殿试的考生之首，呈于慈禧面前。慈禧一见“王寿彭”的名字，果然心花怒放，立即点为状元。一时间，“偶然”之说愈传愈广，几乎人尽皆知。王寿彭有口难辩，写了首打油诗公开回应：“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又偶然。”
尽管有如此传说，但王寿彭能通过重重科考程序高中，当然并非偶然，也绝非庸才。1905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访欧美及日本，考察宪政，王寿彭则奉命与刘春霖（末代状元）等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与实业，这本身即说明清廷对王寿彭才能的认可。考察归国后，其所著的《考察录》很有“立宪”意识，提出了不少改良教育与倡导实业的建议。
王寿彭工于书法，时人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这次展出王寿彭的一幅四挂书法作品，内容展示了其对楷书的独到见解，文字体现了其深厚的书法根底。（记者 谢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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